但有什麼好怕的？至少我們有「充足的代表性人物」不是嗎？ 「身分代表性」就等於「社會進步程度」這種主張和論述的虛偽可見一斑。

「所以我提出『電影─哲學』的影像思考，除了挖掘別出心裁的切入角度，翻新既有的電影術語之外。就像他曾經說過，《雙子殺手》想要拍出每根髮絲的色澤，與每個皮膚毛孔的溼潤度，而《比利・林恩的中場戰事》則想要拍出素顏演員臉上的微血管。

」 簡單來說，就是當大多數人都習慣、甚至是麻痺式地對待越來越壯闊的影像奇觀，卻沒有轉化為真正的電影情感與思維，李安的高幀無疑是對當前電影觀賞經驗的反抗，或者說要把電影經驗恢復成真實感的觀看，讓人真正地看到影像背後的倫理問題。文：人文．島嶼 （採訪撰稿：張傑凱、沈眠） 該如何和朋友談論一部電影好不好看呢？精彩紛陳或感人肺腑的主觀感覺形容是一種。鬆動、裂變、摺曲和反轉電影術語，並將其擴展式的詮釋，該如何進行呢？張小虹再以術語「高幀」（High Frame Rate, HFR）為例。以電影技法或拍攝手法的方式談論也是一種。所以當幀率越高，影像就會越流暢。

每個創作中的微觀、細緻的元素，彼此之間相互關聯，形成一個個局部的連結與變化令他擔憂的是，有傳聞說由因應宿舍緊張，博士生未來將不能再住單人房。獎勵孩子畫畫，孩子就會覺得畫畫很無聊。

結果你知道她發現了什麼嗎？嗯，就跟許多其他研究一樣，確實這種自我監測跟行為量化的作法可以讓我們的成績好看一點——事後能拿到量化成績單的受試者會走得快一點、久一點，書也可以多讀個幾頁。「你會長期抱有要突破自我的壓力，搞得我每天都活在陰影下，能量跟專注力消耗很大。這表示若我們使用Fitbit運動手環、蘋果手錶或其他的手段來記錄我們的健康狀態或運動成績，那麼我們就能跑得快一點、肥減多一點、運動成績更優一點——但也就是一點而已。同樣地，你選擇產出那些關於自己的數字——平均走速、步數、按讚數、紅利點數——都會逐漸削弱你的內在動機。

所以一個自然而然的問題就是，此話當真？我們真的有因為這種不間斷的自我監控與數字蒐集而變得更瘦、更健康與更幸福嗎？ 研究結果似乎有點一半一半結果你知道她發現了什麼嗎？嗯，就跟許多其他研究一樣，確實這種自我監測跟行為量化的作法可以讓我們的成績好看一點——事後能拿到量化成績單的受試者會走得快一點、久一點，書也可以多讀個幾頁。

甚至就算你想要走遠一點或快一點的念頭不外顯，我們都已經從研究中獲悉測量本身就會有讓人運動數據提高的效應。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形？測量的過程會迫使我們耗費更多精神去注意自己在量些什麼：如果你量的是走路步數，那你就會變得更注重走路。在其中一個研究中，她讓人從事各種正面的活動，像是運動或閱讀書本，其中半數受試者被以量化的方式告知他們的表現結果（他們走了多遠，或看了多少頁書），而其餘受試者則沒有。我們知道重賞之下有勇夫，但那並不表示身為勇夫的你不會厭倦你領錢去從事的活動，因為時間久了，你會把你付出的經歷與領到的報酬連上等號，此時你的內在動機就已經不在等式裡頭了。

「我注意到自己每次打開計數器，人就會失心瘋，」他在二○二○年九月接受挪威《卑爾根時報》（Bergens Tidende）訪問時說。「你會長期抱有要突破自我的壓力，搞得我每天都活在陰影下，能量跟專注力消耗很大。如果你數的是閱讀的頁數，你就會變得更注重自己的看書進度。杜克大學學者喬登・艾特金（Jordan Etkin）進行了一系列有趣的研究來處理自我量化、運動表現跟動機的議題。

「一開始我是兩萬步起跳，然後突然之間我變成非三萬五千步不可，最後就是天天四萬步。同樣地，你選擇產出那些關於自己的數字——平均走速、步數、按讚數、紅利點數——都會逐漸削弱你的內在動機。

人類常用外部動機來促使他人努力：家長會用冰淇淋跟巧克力鼓勵孩子，企業會用薪水跟紅利激勵員工，這麼做偶爾會有效果，至少短期內可以這麼說。很多以兒童為觀察對象的研究佐證了這一點。

然而在此處，外在動機並不是錢，而是步「數」、按讚「數」、頁「數」。波爾吉喜歡運動，並開始並使用軟體Strava來記錄，之後，他表示很後悔這麼做。但如我們所見，外在動機會三兩下就消磨掉我們的內在動機，如果你收錢去做一件你喜歡的事情，那你就得冒著變成一種負擔的風險。用外在動機取代內在動機的後果就是讓一項活動變得不吸引人，也不好玩：吃胡蘿蔔變得討厭，慢跑變成解任務，閱讀變成壓力。獎勵孩子畫畫，孩子就會覺得畫畫很無聊。比方說學前的孩子若被告知他們應該吃胡蘿蔔，因為吃胡蘿蔔可以讓他們更會數數兒，結果就是他們會更加覺得胡蘿蔔噁心，反而吃得比一般孩子更少。

但他們走路跟閱讀的內在動機會下降，實驗結束後持之以恆的程度也比較不理想。」最終他的Strava成癮症使他一天硬是跑超過四萬步，久而久之造成了橫紋肌溶解症（肌肉細胞大量壞死）。

比起從事活動一模一樣但什麼都不去量的人，那些記錄自身表現的人也會在生活滿意度與幸福感的得分上偏低，而且無論這些受試者是被艾特金逼著去自我量化、還是他們出於自願這麼做，結果都不會有所改變。在觀察以智慧手錶、計步器等各種裝置進行的健康數據行為後，（總數不多的）控制組其個人健康與運動表現——包括減重成果，或是我們的運動頻率、強度與成績——確實發現有統計意義但相對不強的正面效應。

此外，人與人之間的個別差異也不可謂不大。當你把測量跟外在動機當成重點的一瞬間，原本有益身心的活動就失去了趣味，同一件事你做起來就更是因為它有用，而不是因為它好玩。

」跑步帶給波爾吉的樂趣還有他的身體，但結果都毀在外部動機跟計步器的手裡。挪威人托比恩・霍斯馬克・波爾吉（Torbjorn Hostmark Borge）的例子可以證實自我量化的副作用。我們記錄並追蹤自己的狀態，追求更纖細、更健康、更幸福，是為了能跑得更快跟擁有更好的運動成績。文：麥可・達倫（Micael Dahlen）、海里格・托爾布約恩森（Helge Thorbjørnsen） 更瘦、更健康、更快，真的嗎？ 時至今日，只要有錢就買得到的智慧手錶、智慧手機與無數日常記錄用的小程式，讓我們已經可以進行班傑明・富蘭克林夢寐以求的自我量化。

自我量化意味著時間拉長，受試者對活動的青睞程度會降低，從事活動的時間也會減少。所以說，艾特金的研究讓人想起所有處理金錢與動機的研究。

有些作法在某人身上有效，但不會在每個人身上都有效。這表示若我們使用Fitbit運動手環、蘋果手錶或其他的手段來記錄我們的健康狀態或運動成績，那麼我們就能跑得快一點、肥減多一點、運動成績更優一點——但也就是一點而已。

再者就是有跡象顯示相關的效果就算有，可能也只是短期現象，不可能長此以往。一旦你測量起慢跑時的心率、速度、距離，假以時日你就會慢慢專注在這些數字上，並同時忘了你一開始想慢跑的初衷。

個人日誌式的自我記錄已經成為一種日常的休閒，相關的著作與網站所在多有，應運而生的手機app更是數以百計。所以一個自然而然的問題就是，此話當真？我們真的有因為這種不間斷的自我監控與數字蒐集而變得更瘦、更健康與更幸福嗎？ 研究結果似乎有點一半一半然而不能，因為氣候變遷不夠新穎，除非可以將昨天發生的野火或颶風歸咎於它。如果你是電視製作人，可以展示政治人物在議會中針鋒相對，發言人和總統在講台上提出激進的問題，或播放有憤怒選民的街頭民調。

這種做法也出現在澳洲政治戰略家林頓．克羅斯比創造的「死貓」策略中。一件事成為頭條新聞，是因為其本質罕見或超出常態。

除去個人和議題，故事的結構總是相同。新聞，顧名思義，是前一天甚至更近時間內發生的事情。

事後來看，那些事件有幾件夠長久？除了提到經濟衰退之外，我們甚至看不太出當時最具影響力事件的資訊：全球金融危機的後遺症，而那場危機僅發生在幾個月前。例如，華盛頓特區對於稅收立法的討論，往往比人工智慧的威脅獲得更多的專欄和播出時間，僅僅因為和稅收有關的議題一向引人注意。